最近幾年，“用工荒”的出現讓農民工持續成為焦點。但是今年，這“荒”特別令人“慌”。
往年，“用工荒”的范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區域，如今，用工荒已經擴散到我國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
春節后，“用工荒”再度成為熱門詞匯。從政府部門，到工礦企業，以及上億普通勞動者，都在絞盡腦汁，以達成各方接受的用工方案，這樣經濟部門才能正常運轉。一場由“用工荒”引發的學術爭議——“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在經濟學界、投資界長期進行著。盡管答案不統一，但有一點已成為共識：無論“劉易斯拐點”是否來臨，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已深刻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結構模式以及投資方向。
登高方能望遠。面對這一深刻的經濟變局，我們該如何調整投資思路？
Ａ
現象
“今年，用工荒更為嚴峻！”
“今年，用工荒更為嚴峻！”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憂心忡忡地說，春節以后，溫州企業普遍給工人漲薪20%，卻依然面臨著招工難的問題。
事實上，從2004年春天開始，用工荒、招工難等詞匯就屢見報端。從沿海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開始，到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再到長三角和京津唐地區，直至江西、河南、湖南這樣的勞動力流出區域，“用工荒”和“技工荒”開始蔓延。
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來得更猛，覆蓋面更廣。
用工荒已經成為制約溫州企業發展的一大難題。幾年前，很多企業大年初三之后就開工了，現在都已經過了大年十五，溫州依然有約70%的企業缺少工人，其中，規模以上企業約有30%沒有達到完全開工，中小企業約有50%無法完全開工。
周德文認為，用工荒的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搶勞力”。另一方面，老一代農民工經歷過艱苦歲月，他們對工資水平、工作環境、工作地域的要求比較低，而新一代農民工由于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他們不光對薪水有更高的要求，對工作條件、精神方面的要求也提高了很多。但是，如果中小企業提升工資太多，又將面臨成本壓力，很可能無法生存下去。
從時間上來看，今年民工荒明顯提前了。
每年春節前夕，大批農民工從沿海發達地區陸續返鄉過年，企業勞動力短缺現象開始顯現。2008年，受“金融海嘯”的沖擊，沿海大批中小企業陸續倒閉，當時即涌現出一批農民工返鄉潮。2009年年初，隨著全球經濟復蘇以及國內刺激效應的顯現，企業訂單陸續增長，工人需求大量增加，勞動力開始供不應求，短缺現象再次顯露。
為了吸引勞動力，企業紛紛采取措施招攬工人。這些措施林林總總，包括漲工資、降低學歷要求、放寬年齡限制、承諾加強培訓力度等。
而今年，用工荒不僅來得早，情況比企業預期的更為嚴重。根據某全球人力資源咨詢公司2月14日發布的報告預測，2011年春節后，中國整體用工缺口將在10%~20%。媒體披露的情況顯示，上海半個月前舉行了4場規模比較大的招聘會，很多企業以加薪15%的條件吸引應征者，但“工人更難招了”依然是這些用工單位普遍的感受。
從地域來看，用工荒也呈蔓延之勢。
往年，用工荒的范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區域；如今，連歷年來輸出大量勞動力的一些中西部省份也鬧起了用工荒。安徽人力資源保障部門在全省范圍內緊急采取措施，引導省內農民工就地就業，四川、重慶也大打“親情牌”，說服他們留在當地打工。
為了讓回家過年的工人在春節之后能再返回工廠上班，不少沿海城市的企業還為農民工報銷往返家鄉的路費，甚至有的城市企業聯合起來為農民工提供包機服務，讓他們體會受尊重、受重視的感受。
用工荒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新一輪漲薪潮。長期以來，漲工資成了企業應對用工荒最有效的措施。以富士康為例，從去年6月1日起，公司給基層員工加薪高達30%以上。其他企業也或多或少為工人提高了薪水，一輪漲薪潮席卷而來。對農民工來說，他們在物價上漲和顯而易見的企業招工難的背景下，對薪資要求隨之升高。
正如周德文所言，用工荒將在未來長期困擾當地企業，而且這個困擾還會越來越嚴重，這就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應對。在企業漲薪潮出現的同時，上海市已經宣布，從今年4月開始，最低工資標準將上調10%以上。而北京市在今年1月份就已經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了21%。另據媒體報道稱，廣東省也正在考慮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凡此種種，能不能使“用工荒”在這個“春天里”得到破解，一切還需拭目以待。
Ｂ
機會
關注兩大投資主線
就投資而言，中信建投首席宏觀分析師魏鳳春看好兩大投資主線。
一是人工勞動力替代行業。
面對勞方對薪酬、工作環境的要求，目前居于強勢地位的資方可行的對策不外乎進一步改進技術、工藝和管理，利用機器代替人工，主動尋求產業升級。因此，機械化比重將不斷提高。勞動成本上升的外在壓力，將迫使企業調整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迫使企業主使用“機器代替人工”。
魏鳳春說，可以從從業人員數量、員工工資占制造成本的比重以及行業機械化水平這三個指標，觀察哪些行業最可能實現機器替代人工。一般來說，機器替代人工都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員工工資占成本比重大的行業更有采購機器的動力；而勞動生產率越高，使用機器的程度也就越高。
根據這三個指標，中信建投證券認為，目前最有可能實現機器替代人工的行業主要包括采礦業、食品工業、紡織服裝、醫藥、非金屬、機械汽車和電子等。像日本、韓國的高端電子、汽車、機械（包括機器人）等行業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后就發展起來了。沿著這條投資主線看，機械設備制造行業無疑將成為最大的看點，專業設備等高技術含量的投資標的最值得關注。
“另外，農業除草劑、抗生棉這些科技產品的誕生也都是為了減輕人工勞動的強度。但是，中國的農業發展能否像國外那樣迅速減輕對人工的依賴，發展規模化作業，有待進一步觀察。在我國大多數農村，土地分散，不允許自由轉讓，新疆、東北等地廣人稀的土地還是可行的。”
第二條投資主線是低端消費品行業。
去年，隨著快速消費品、家電在我國農村的快速普及，這類股票也表現優異。魏鳳春建議投資者把握消費、醫療、保健、教育、咨詢等大消費概念。這條投資主線的發展史隨著人口由勞動力轉為消費力。
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分析師陶冬也指出，隨著就業市場的逆轉，中國工資上漲會常態化，低端消費會有一次爆炸式增長，同時中烈度通脹會持續存在；并且，低端住房需求與家居改善需求大增，這是一個與現有房地產市場不同的新市場，建材供應商、原材料供應商、家具供應商的收益程度料大過開發商。
Ｃ
分析
人口紅利消退 “劉易斯拐點”真的來了？
“用工荒”的持續蔓延，使得從勞動力市場到地方政府、企業工廠，無一成為贏家。業內有專家驚呼：“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10年內最大拐點
“劉易斯拐點，乃中國經濟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點，它將重新定義中國的增長模式，重新設定中國的增長潛力、消費潛力。在中國做投資，必須洞察劉易斯拐點可能帶來的危機與商機。”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分析師陶冬在本月撰寫的一篇評論中寫道。
中信建投首席宏觀分析師魏鳳春則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綜合人口結構、勞動力轉移、勞動力供需、收入變動、工資調整等種種證據，一個事實是，中國已于2006~2010年的某個時刻，悄然越過了劉易斯拐點。其中，人口結構的變化，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根本原因。
他進一步表示，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特征在國內全部得到了印證，包括低端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通貨膨脹中樞上移 （主要由于農產品價格上漲）、機器代替人工設備投資增加、社會的公平問題得到了充分重視。
“假如用一句話來定義，當你用城里的最低工資給農民工定價，農民工普遍不會接受，這時，劉易斯拐點就到了。”魏鳳春說，“劉易斯拐點在國內不同區域到達的時間可能不一樣。有人提出，部分東部地區的劉易斯拐點早在2007年就已經走過了。我們認為，中西部地區的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前應該也會到來。”
“這確實是業界廣泛存在的一個爭論。”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從富士康大幅上漲薪資，并將工廠內遷可以看出，基礎勞動力價格以較大的幅度普遍上揚，這是我們能感受到的事實；招工難大面積出現，尤其以東莞的情況較為明顯。從各地新聞報道來看，如今中西部地區也出現了招工難的現象。
“但是不是說大把的工作沒人干？也不完全是，這里面有一個人才的結構性問題。”李大霄說，企業需要大量技術性人才，即使花費高薪也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而很多普通勞動者又不具備這樣的技能。應該說，國內勞動力成本即使大幅上漲，與發達國家相比，勞動力成本依然不高。
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高博軒則認為，雖然企業大幅上調了工資，新春伊始仍然出現了招工難的問題，但這并不能說明目前中國已經到達了劉易斯拐點，因為當前企業上調工資和招工難更多的是由結構性勞動力短缺引起的。從總量上來看，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目前并未出現短缺，國內許多地區還存在大量可以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只是由于勞動力年齡結構和文化程度結構等矛盾，才引發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荒。
共識：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李大霄認為，拐點是否已經來臨，沒有一個確切的標準。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各產業部門都將面臨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問題，尤其是制造企業。他們至少將在兩方面發生變化：一方面，企業將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遷移。從全球來看，美國制造企業大體的遷移方向，是從本土向日本、中國港臺地區轉移，然后到達中國大陸。目前，這些企業已經從中國沿海地區向廣闊的中西部內陸進軍，甚至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另一方面，從企業內部來看，迫于成本的考慮，制造企業將尋求人工替代，逐步改造生產線，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附加值，從而實現從單純的代工企業向品牌企業過渡的目標。而加工環節的利潤將越來越薄，那些在前端掌握品牌、在后端掌握銷售渠道的企業，預期將贏得更為豐厚的利潤。
魏鳳春早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就表示，2008年，中國勞動人口占比高達55.3%，但這很可能是中國勞動人口占比最高的時期，但是由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長期延續，勞動人口的下降將成為必然。從橫向比較來看，日本在1968年的人口占比達到最高值56%，而2008年的中國已接近這一峰值。
過去30年里，在實現經濟增長和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中國高度依賴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
魏鳳春發現，目前的中國和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日本、80年代初期的韓國非常相似，都處于“走向成熟”的轉型關鍵期，日韓就是在這兩個時間段里步入劉易斯拐點的。勞動年齡人口的不斷增長，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使得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后延，即擁有所謂的“人口紅利”，如東亞、東南亞、南亞國家和地區均如此。但是，一旦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長，老齡化過程加速，增長仍需轉移到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上來。在這個轉型中，既有成功的例子，如日本、韓國；也有失敗的典型，如曾經的“四小虎”中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
“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來臨或者何時來臨？目前，業內對此還存在爭論。但基本的共識是，當前中國“人口紅利”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
陶冬在上述評論中進一步稱，過去30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它既歸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變革，也歸功于中國人的勤勞、努力，還歸功于全球化和生產外包的大趨勢，不過人口紅利因素也十分重要。他表示，如今人口紅利已接近尾聲，勞動力短缺即將出現。無論喜歡不喜歡，劉易斯拐點都會如期到來，它將對今后30年的中國經濟帶來深刻的沖擊，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也許因此改寫，許多目前習以為常的營商手法、投資原則可能遭到顛覆。這場人口結構上的大變局，既是危，又是機。
變局：倒逼自動化水平提升
用工荒確實正帶來一場深刻的變局。無論拐點是否來臨，沿海用工荒、企業漲薪潮已是事實。
勞工成本的大幅提高，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對哪些產業有利用，哪些產業則會有負面影響？
“用工荒正在倒逼企業改造生產線，提高自動化程度，提升效率，降低企業對勞動力的依賴。”周德文說，這將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他也正感受到溫州企業老板開始醞釀的這一對策。
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高博軒也認為，目前國內的勞動力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無限供給，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人口紅利”時代正漸行漸遠，這不可避免地對國內的產業結構帶來影響，主要會迫使過去只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生存的企業引進先進機器設備、提高自動化和智能化生產水平，進而促使國內更多的產業由粗放式經營升級為集約化經營。根據日本、韓國等經濟體走過的發展道路來看，這些地區都在“人口紅利”消失后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實現了人均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逐漸由先前的依靠廉價勞動力過渡到依托先進技術和品牌美譽度方面。
魏鳳春表示，工資不斷上升，致使農村勞動力人口持續向城市轉移，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隨之提高，農業部門的工資也會出現加速上漲的態勢。在中國，由于沒有農業產業工人，農產品價格上漲的沖動是始終存在的。在這一過程中，農產品價格肯定會上升，而農民工不愿意從事低收入工種，可能會更愿意從事服務業，這對農業、服務業的發展顯然更為有利。與農村消費有關的行業也會獲利，農民收入提升了，對快速消費品、家電、飲料、低端品牌的服裝的需求增加，相關行業預計會受益。而形勢不利的將是那些勞動密集型行業。
往年，“用工荒”的范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區域，如今，用工荒已經擴散到我國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
春節后，“用工荒”再度成為熱門詞匯。從政府部門，到工礦企業，以及上億普通勞動者，都在絞盡腦汁，以達成各方接受的用工方案，這樣經濟部門才能正常運轉。一場由“用工荒”引發的學術爭議——“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在經濟學界、投資界長期進行著。盡管答案不統一，但有一點已成為共識：無論“劉易斯拐點”是否來臨，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已深刻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結構模式以及投資方向。
登高方能望遠。面對這一深刻的經濟變局，我們該如何調整投資思路？
Ａ
現象
“今年，用工荒更為嚴峻！”
“今年，用工荒更為嚴峻！”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憂心忡忡地說，春節以后，溫州企業普遍給工人漲薪20%，卻依然面臨著招工難的問題。
事實上，從2004年春天開始，用工荒、招工難等詞匯就屢見報端。從沿海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開始，到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再到長三角和京津唐地區，直至江西、河南、湖南這樣的勞動力流出區域，“用工荒”和“技工荒”開始蔓延。
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來得更猛，覆蓋面更廣。
用工荒已經成為制約溫州企業發展的一大難題。幾年前，很多企業大年初三之后就開工了，現在都已經過了大年十五，溫州依然有約70%的企業缺少工人，其中，規模以上企業約有30%沒有達到完全開工，中小企業約有50%無法完全開工。
周德文認為，用工荒的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搶勞力”。另一方面，老一代農民工經歷過艱苦歲月，他們對工資水平、工作環境、工作地域的要求比較低，而新一代農民工由于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他們不光對薪水有更高的要求，對工作條件、精神方面的要求也提高了很多。但是，如果中小企業提升工資太多，又將面臨成本壓力，很可能無法生存下去。
從時間上來看，今年民工荒明顯提前了。
每年春節前夕，大批農民工從沿海發達地區陸續返鄉過年，企業勞動力短缺現象開始顯現。2008年，受“金融海嘯”的沖擊，沿海大批中小企業陸續倒閉，當時即涌現出一批農民工返鄉潮。2009年年初，隨著全球經濟復蘇以及國內刺激效應的顯現，企業訂單陸續增長，工人需求大量增加，勞動力開始供不應求，短缺現象再次顯露。
為了吸引勞動力，企業紛紛采取措施招攬工人。這些措施林林總總，包括漲工資、降低學歷要求、放寬年齡限制、承諾加強培訓力度等。
而今年，用工荒不僅來得早，情況比企業預期的更為嚴重。根據某全球人力資源咨詢公司2月14日發布的報告預測，2011年春節后，中國整體用工缺口將在10%~20%。媒體披露的情況顯示，上海半個月前舉行了4場規模比較大的招聘會，很多企業以加薪15%的條件吸引應征者，但“工人更難招了”依然是這些用工單位普遍的感受。
從地域來看，用工荒也呈蔓延之勢。
往年，用工荒的范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區域；如今，連歷年來輸出大量勞動力的一些中西部省份也鬧起了用工荒。安徽人力資源保障部門在全省范圍內緊急采取措施，引導省內農民工就地就業，四川、重慶也大打“親情牌”，說服他們留在當地打工。
為了讓回家過年的工人在春節之后能再返回工廠上班，不少沿海城市的企業還為農民工報銷往返家鄉的路費，甚至有的城市企業聯合起來為農民工提供包機服務，讓他們體會受尊重、受重視的感受。
用工荒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新一輪漲薪潮。長期以來，漲工資成了企業應對用工荒最有效的措施。以富士康為例，從去年6月1日起，公司給基層員工加薪高達30%以上。其他企業也或多或少為工人提高了薪水，一輪漲薪潮席卷而來。對農民工來說，他們在物價上漲和顯而易見的企業招工難的背景下，對薪資要求隨之升高。
正如周德文所言，用工荒將在未來長期困擾當地企業，而且這個困擾還會越來越嚴重，這就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應對。在企業漲薪潮出現的同時，上海市已經宣布，從今年4月開始，最低工資標準將上調10%以上。而北京市在今年1月份就已經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了21%。另據媒體報道稱，廣東省也正在考慮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凡此種種，能不能使“用工荒”在這個“春天里”得到破解，一切還需拭目以待。
Ｂ
機會
關注兩大投資主線
就投資而言，中信建投首席宏觀分析師魏鳳春看好兩大投資主線。
一是人工勞動力替代行業。
面對勞方對薪酬、工作環境的要求，目前居于強勢地位的資方可行的對策不外乎進一步改進技術、工藝和管理，利用機器代替人工，主動尋求產業升級。因此，機械化比重將不斷提高。勞動成本上升的外在壓力，將迫使企業調整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迫使企業主使用“機器代替人工”。
魏鳳春說，可以從從業人員數量、員工工資占制造成本的比重以及行業機械化水平這三個指標，觀察哪些行業最可能實現機器替代人工。一般來說，機器替代人工都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員工工資占成本比重大的行業更有采購機器的動力；而勞動生產率越高，使用機器的程度也就越高。
根據這三個指標，中信建投證券認為，目前最有可能實現機器替代人工的行業主要包括采礦業、食品工業、紡織服裝、醫藥、非金屬、機械汽車和電子等。像日本、韓國的高端電子、汽車、機械（包括機器人）等行業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后就發展起來了。沿著這條投資主線看，機械設備制造行業無疑將成為最大的看點，專業設備等高技術含量的投資標的最值得關注。
“另外，農業除草劑、抗生棉這些科技產品的誕生也都是為了減輕人工勞動的強度。但是，中國的農業發展能否像國外那樣迅速減輕對人工的依賴，發展規模化作業，有待進一步觀察。在我國大多數農村，土地分散，不允許自由轉讓，新疆、東北等地廣人稀的土地還是可行的。”
第二條投資主線是低端消費品行業。
去年，隨著快速消費品、家電在我國農村的快速普及，這類股票也表現優異。魏鳳春建議投資者把握消費、醫療、保健、教育、咨詢等大消費概念。這條投資主線的發展史隨著人口由勞動力轉為消費力。
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分析師陶冬也指出，隨著就業市場的逆轉，中國工資上漲會常態化，低端消費會有一次爆炸式增長，同時中烈度通脹會持續存在；并且，低端住房需求與家居改善需求大增，這是一個與現有房地產市場不同的新市場，建材供應商、原材料供應商、家具供應商的收益程度料大過開發商。
Ｃ
分析
人口紅利消退 “劉易斯拐點”真的來了？
“用工荒”的持續蔓延，使得從勞動力市場到地方政府、企業工廠，無一成為贏家。業內有專家驚呼：“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10年內最大拐點
“劉易斯拐點，乃中國經濟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點，它將重新定義中國的增長模式，重新設定中國的增長潛力、消費潛力。在中國做投資，必須洞察劉易斯拐點可能帶來的危機與商機。”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分析師陶冬在本月撰寫的一篇評論中寫道。
中信建投首席宏觀分析師魏鳳春則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綜合人口結構、勞動力轉移、勞動力供需、收入變動、工資調整等種種證據，一個事實是，中國已于2006~2010年的某個時刻，悄然越過了劉易斯拐點。其中，人口結構的變化，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根本原因。
他進一步表示，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特征在國內全部得到了印證，包括低端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通貨膨脹中樞上移 （主要由于農產品價格上漲）、機器代替人工設備投資增加、社會的公平問題得到了充分重視。
“假如用一句話來定義，當你用城里的最低工資給農民工定價，農民工普遍不會接受，這時，劉易斯拐點就到了。”魏鳳春說，“劉易斯拐點在國內不同區域到達的時間可能不一樣。有人提出，部分東部地區的劉易斯拐點早在2007年就已經走過了。我們認為，中西部地區的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前應該也會到來。”
“這確實是業界廣泛存在的一個爭論。”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從富士康大幅上漲薪資，并將工廠內遷可以看出，基礎勞動力價格以較大的幅度普遍上揚，這是我們能感受到的事實；招工難大面積出現，尤其以東莞的情況較為明顯。從各地新聞報道來看，如今中西部地區也出現了招工難的現象。
“但是不是說大把的工作沒人干？也不完全是，這里面有一個人才的結構性問題。”李大霄說，企業需要大量技術性人才，即使花費高薪也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而很多普通勞動者又不具備這樣的技能。應該說，國內勞動力成本即使大幅上漲，與發達國家相比，勞動力成本依然不高。
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高博軒則認為，雖然企業大幅上調了工資，新春伊始仍然出現了招工難的問題，但這并不能說明目前中國已經到達了劉易斯拐點，因為當前企業上調工資和招工難更多的是由結構性勞動力短缺引起的。從總量上來看，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目前并未出現短缺，國內許多地區還存在大量可以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只是由于勞動力年齡結構和文化程度結構等矛盾，才引發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荒。
共識：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李大霄認為，拐點是否已經來臨，沒有一個確切的標準。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各產業部門都將面臨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問題，尤其是制造企業。他們至少將在兩方面發生變化：一方面，企業將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遷移。從全球來看，美國制造企業大體的遷移方向，是從本土向日本、中國港臺地區轉移，然后到達中國大陸。目前，這些企業已經從中國沿海地區向廣闊的中西部內陸進軍，甚至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另一方面，從企業內部來看，迫于成本的考慮，制造企業將尋求人工替代，逐步改造生產線，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附加值，從而實現從單純的代工企業向品牌企業過渡的目標。而加工環節的利潤將越來越薄，那些在前端掌握品牌、在后端掌握銷售渠道的企業，預期將贏得更為豐厚的利潤。
魏鳳春早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就表示，2008年，中國勞動人口占比高達55.3%，但這很可能是中國勞動人口占比最高的時期，但是由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長期延續，勞動人口的下降將成為必然。從橫向比較來看，日本在1968年的人口占比達到最高值56%，而2008年的中國已接近這一峰值。
過去30年里，在實現經濟增長和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中國高度依賴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
魏鳳春發現，目前的中國和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日本、80年代初期的韓國非常相似，都處于“走向成熟”的轉型關鍵期，日韓就是在這兩個時間段里步入劉易斯拐點的。勞動年齡人口的不斷增長，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使得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后延，即擁有所謂的“人口紅利”，如東亞、東南亞、南亞國家和地區均如此。但是，一旦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長，老齡化過程加速，增長仍需轉移到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上來。在這個轉型中，既有成功的例子，如日本、韓國；也有失敗的典型，如曾經的“四小虎”中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
“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來臨或者何時來臨？目前，業內對此還存在爭論。但基本的共識是，當前中國“人口紅利”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
陶冬在上述評論中進一步稱，過去30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它既歸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變革，也歸功于中國人的勤勞、努力，還歸功于全球化和生產外包的大趨勢，不過人口紅利因素也十分重要。他表示，如今人口紅利已接近尾聲，勞動力短缺即將出現。無論喜歡不喜歡，劉易斯拐點都會如期到來，它將對今后30年的中國經濟帶來深刻的沖擊，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也許因此改寫，許多目前習以為常的營商手法、投資原則可能遭到顛覆。這場人口結構上的大變局，既是危，又是機。
變局：倒逼自動化水平提升
用工荒確實正帶來一場深刻的變局。無論拐點是否來臨，沿海用工荒、企業漲薪潮已是事實。
勞工成本的大幅提高，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對哪些產業有利用，哪些產業則會有負面影響？
“用工荒正在倒逼企業改造生產線，提高自動化程度，提升效率，降低企業對勞動力的依賴。”周德文說，這將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他也正感受到溫州企業老板開始醞釀的這一對策。
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高博軒也認為，目前國內的勞動力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無限供給，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人口紅利”時代正漸行漸遠，這不可避免地對國內的產業結構帶來影響，主要會迫使過去只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生存的企業引進先進機器設備、提高自動化和智能化生產水平，進而促使國內更多的產業由粗放式經營升級為集約化經營。根據日本、韓國等經濟體走過的發展道路來看，這些地區都在“人口紅利”消失后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實現了人均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逐漸由先前的依靠廉價勞動力過渡到依托先進技術和品牌美譽度方面。
魏鳳春表示，工資不斷上升，致使農村勞動力人口持續向城市轉移，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隨之提高，農業部門的工資也會出現加速上漲的態勢。在中國，由于沒有農業產業工人，農產品價格上漲的沖動是始終存在的。在這一過程中，農產品價格肯定會上升，而農民工不愿意從事低收入工種，可能會更愿意從事服務業，這對農業、服務業的發展顯然更為有利。與農村消費有關的行業也會獲利，農民收入提升了，對快速消費品、家電、飲料、低端品牌的服裝的需求增加，相關行業預計會受益。而形勢不利的將是那些勞動密集型行業。
